六十年前的回忆（史震古）

发布时间：2017-09-29     阅读量：

摘自史震古回忆录

      1951年初，我在吉安联中读高三上，暑期前一个月，突然接到通知，将提前半年结业，参加当年高考。并在高考前不到一个月内，学校安排最好的老师突击给我们补未曾学过的数理化。也就是说拼命奋战了近一个月就参加高考，苦尽甘来，我幸运地被南昌大学以我的第一志愿录取到水利系。当年九月，兴冲冲的赶到南大报到。那时南大是江西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农学院和师范、财经等专修科，在工学院则分设机械、电机、化工、土木、水利等系。南昌大学有两个校区，校本部就在现在师范大学老校园内，而唯独工学院2-4年级学生在市内六眼井，可我们工学院一年级新生（以下简称工大一）和其他各院系新生，都集中在校本部报到，那时的南昌市尚未修建八一广场和八一大道，但若站在那里向东望，却是一大片开阔地。原来这里是老飞机场旧址，虽有的已开垦种上了蔬菜，只有个别矮小、零星的民居。远远望去，隐约可见一座平顶的高楼，耸立在那里特别显眼。我们自己背着很简单的行李，望着高楼方向，徒步沿着一条不宽的土路（那时尚未开通公交线），朝南昌大学奔去。

      走进南大，真是大开眼界，这对来自山沟里和小县城的我，一切都很新鲜。高高的围墙，宏大的校园（当时的校园比现师大老校园要大得多），宽阔的马路（原飞机场跑道），红色的广场（红色水泥地面，简称红场），庞大的图书馆和大会堂（利用原飞机库一分为二，东头是图书馆，西头作会堂），高耸的办公楼（原飞机指挥塔兼办公大楼，校内最高的建筑物，市内也少见）。我们吃住都安排在一栋三层的大房子里（原飞机维修车间），楼下是全校学生食堂，分别由各院自办，除请2-3位工人师傅烧饭菜外，一切工作全由学生自己轮流值日，民主管理。我们“工大一”100多人，也自办伙食，饭桌都集中在一个大厅，按院编号对位就餐。我们都享有助学金，免交一切费用，伙食标准每人每月是六元，由于物价便宜，可是吃的特别好，有鱼、有肉还有豆浆、油条。2-3楼上住着全校两百多人的新生（女生除外），五十多张双人床按系分片住。可是大家都很自觉，遵守秩序，严格自律，尽量保持安静和清洁的环境。半年后，新建宿舍完工，我们搬离，原厅改成学生俱乐部。

      当时南大，仍属军官单位，学校负责人是魏东明，他不是校长，而是军管会秘书长，校内有一连解放军长驻，他们完全保持部队编制和日常军事训练，兼负责全校的巡逻和安全保卫，校门口也由两位解放军日夜站岗值班，外人不得随便进入。

      我们新生入学后，约有一个月的入学教育，主要是政治形势教育和端正学习态度。许多省、市级领导来校亲自给我们作报告，宣讲抗美援朝的战况和国内大好形势，以及民主与集中、人生理性和世界观等。就在正式上课后，也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教育活动，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杨尚昆、方志纯，省长邵式平，组织部长刘俊秀，教育部长艾寒松等都常来给我们主讲，就连在市区的工学院高年级学生都得从城里赶来一起听讲。

      这一学年的政治运动很多，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思想改造等，使我们经受了教育和锻炼。由学生组成的抗美援朝宣传队，经常深入到居民中去宣讲，做群众性工作，为防止美帝细菌战，也动员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火车站附近，有一家饭店卫生差，经发现后，对老板做工作，下次再去查，有明显改正。有一次到八一礼堂去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报告，被誉为当代的“花木兰”的女志愿军，亲身讲述其参军的经过和在朝鲜的英雄事迹，这是一场主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感人至深。三反五反中，除参加一些现场批判贪污犯和不法商人投机倒把行为外，我们还参加了查账和清点物产等活动，我参加农学院的实验室（兼标本室）清点工作，当时负责人是一年级的白面书生章士美，他管理有方，摆放有序，柜内外、工作台都干干净净，账目一清二楚，给我印象至深，我也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珍稀动、植物标本，也偶尔碰见过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杨维义教授。这个运动，从正反两面给我深刻的教育，章老师的敬业爱业，廉洁奉公，以及贪污腐败分子的不择手段，非法敛财，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祸国殃民，民愤极大，虽然在运动中发生些过火行为，但也深深地教育着人民群众，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不会有好下场。那年没有放寒假，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东乡县参加土改，由于时间短，难于深入开展工作，仅仅是去接受教育，故叫“土改参观学习团”。出发前由刘俊秀在八一礼堂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他一口永新腔，许多人听的很费劲，但我们同乡人却听的蛮真切。到东乡后，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宣传土改政策，访贫问苦，参加斗地主会。这里的土改工作队是燕京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班负责，他们要在此待一年，土改后再分配工作，我们仅仅是配合他们做些工作。返校后不久，上午上课，下午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当时我被抽调到学校“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组，组内有七八个人，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搜集和整理材料并汇编上报，有时也找老师谈心，解除他们的顾虑。从而认识了不少的知名教授，如王修采、戴良谟、郭庆棻、彭先荫、何正森、谷霁光等。有一天，担任我班数学课的一老教授，他与一学委会的领导交谈时，因批评失实，他火冒三丈，高喊“我不干了”，竟挥袖而去。这位老师性情孤僻，但很正直，也很自负，听不进不同意见。当时闹的很僵，领导怕他出事，指派我和另一位同学晚上到他家访问，做思想工作。他家住在市内皇殿侧，我们的到来他非常高兴，受到热情欢迎。我们代表校领导向他问候，并说明一些情况，使他消除了误会，并很快得到了谅解。从此他积极地参加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学校当时员工很少，任务很重，可大家都在满怀热情的工作，效率很高。我记得，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大家叫他张先生，他负责全校校舍的管理和维修，他成天到处转，一发现那儿道路、围墙，门窗，桌椅等有松动和破损，就立即动手修复，这种以校为家的高度责任感，现在少见了。

      我们“工大一”与各学院一样，作为一个单位，成立一个学生分会，受校学生会领导。那时，学生工作都在通过学生会，而不是行政系统。我们水利系只招一个小班，尚不足30人，成立一个班委会，分成三个学习小组，郭文奎任班长，我是学习委员，王道平是生活委员，三个工作配合的很默契，多次受到表扬。班上同学大多数是红西人，也有来自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班上团员（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少，只有三人，而且都是在原中学入团的，也成立团小组，“工大一”才成立一个团支部。当时我还未入团。半年后，试点发展我和陈忠义（电机系，现在广东）二人入团，还很隆重，省、市团委分别来人考察并召开团内外会议，征求意见，也找过我们单独谈话，并参加我们的入团仪式，最后还经过总结，在校内外推广。我们还经常有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闻者足戒，学习解放军的好作风，确有一种革命的朝气。学校经常开全校学生大会，每人一个小板凳，按院系分区坐下，革命歌曲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全校也常上街大游行，组织十分严密，十人一排，前后紧跟，队伍很整齐，来回都能维持原队形高呼口号或高唱革命歌曲。有一次游行中突降大雨，大家仍然斗志昂扬，手挽着手，大步前行，来回几十华里，尽管全身都淋个落汤鸡，没有一个掉队，更无一人逃跑。

      我在南大学习只有一学年，但往事历历，有如昨天。五十年代初，黄、淮大水灾，损失惨重，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急需水利建设人才，教育部急切提出两大措施，一是学水利专业的大三学生要提前毕业；二是全国院校将进行大调整，水利专业作为全国首批试点，提前一年进行，于1952年9月，我们就调整到了武汉大学，与那里的水利系以及河南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广西大学等兄弟院校的水利系合拼在一起，在武汉大学校园的另一个山头成立隶属于武汉大学的水利学院，从此我就离开了南昌大学。至于其他院系于1953年分别调整到国内有关大学，南昌大学被撤销，只留下农学院和师范专修科，从而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现在的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