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档案馆

六十年前的回忆(史震古)

发布时间:2017-09-29

 六十年前的回忆(1951.9-1952.8)

摘自史震古回忆录

      1951年初,我在吉安联中读高三上,暑期前一个月,突然接到通知,将提前半年结业,参加当年高考。并在高考前不到一个月内,学校安排最好的老师突击给我们补未曾学过的数理化。也就是说拼命奋战了近一个月就参加高考,苦尽甘来,我幸运地被南昌大学以我的第一志愿录取到水利系。当年九月,兴冲冲的赶到南大报到。那时南大是江西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农学院和师范、财经等专修科,在工学院则分设机械、电机、化工、土木、水利等系。南昌大学有两个校区,校本部就在现在师范大学老校园内,而唯独工学院2-4年级学生在市内六眼井,可我们工学院一年级新生(以下简称工大一)和其他各院系新生,都集中在校本部报到,那时的南昌市尚未修建八一广场和八一大道,但若站在那里向东望,却是一大片开阔地。原来这里是老飞机场旧址,虽有的已开垦种上了蔬菜,只有个别矮小、零星的民居。远远望去,隐约可见一座平顶的高楼,耸立在那里特别显眼。我们自己背着很简单的行李,望着高楼方向,徒步沿着一条不宽的土路(那时尚未开通公交线),朝南昌大学奔去。

      走进南大,真是大开眼界,这对来自山沟里和小县城的我,一切都很新鲜。高高的围墙,宏大的校园(当时的校园比现师大老校园要大得多),宽阔的马路(原飞机场跑道),红色的广场(红色水泥地面,简称红场),庞大的图书馆和大会堂(利用原飞机库一分为二,东头是图书馆,西头作会堂),高耸的办公楼(原飞机指挥塔兼办公大楼,校内最高的建筑物,市内也少见)。我们吃住都安排在一栋三层的大房子里(原飞机维修车间),楼下是全校学生食堂,分别由各院自办,除请2-3位工人师傅烧饭菜外,一切工作全由学生自己轮流值日,民主管理。我们“工大一”100多人,也自办伙食,饭桌都集中在一个大厅,按院编号对位就餐。我们都享有助学金,免交一切费用,伙食标准每人每月是六元,由于物价便宜,可是吃的特别好,有鱼、有肉还有豆浆、油条。2-3楼上住着全校两百多人的新生(女生除外),五十多张双人床按系分片住。可是大家都很自觉,遵守秩序,严格自律,尽量保持安静和清洁的环境。半年后,新建宿舍完工,我们搬离,原厅改成学生俱乐部。

      当时南大,仍属军官单位,学校负责人是魏东明,他不是校长,而是军管会秘书长,校内有一连解放军长驻,他们完全保持部队编制和日常军事训练,兼负责全校的巡逻和安全保卫,校门口也由两位解放军日夜站岗值班,外人不得随便进入。

      我们新生入学后,约有一个月的入学教育,主要是政治形势教育和端正学习态度。许多省、市级领导来校亲自给我们作报告,宣讲抗美援朝的战况和国内大好形势,以及民主与集中、人生理性和世界观等。就在正式上课后,也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教育活动,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杨尚昆、方志纯,省长邵式平,组织部长刘俊秀,教育部长艾寒松等都常来给我们主讲,就连在市区的工学院高年级学生都得从城里赶来一起听讲。

      这一学年的政治运动很多,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思想改造等,使我们经受了教育和锻炼。由学生组成的抗美援朝宣传队,经常深入到居民中去宣讲,做群众性工作,为防止美帝细菌战,也动员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火车站附近,有一家饭店卫生差,经发现后,对老板做工作,下次再去查,有明显改正。有一次到八一礼堂去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报告,被誉为当代的“花木兰”的女志愿军,亲身讲述其参军的经过和在朝鲜的英雄事迹,这是一场主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感人至深。三反五反中,除参加一些现场批判贪污犯和不法商人投机倒把行为外,我们还参加了查账和清点物产等活动,我参加农学院的实验室(兼标本室)清点工作,当时负责人是一年级的白面书生章士美,他管理有方,摆放有序,柜内外、工作台都干干净净,账目一清二楚,给我印象至深,我也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珍稀动、植物标本,也偶尔碰见过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杨维义教授。这个运动,从正反两面给我深刻的教育,章老师的敬业爱业,廉洁奉公,以及贪污腐败分子的不择手段,非法敛财,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祸国殃民,民愤极大,虽然在运动中发生些过火行为,但也深深地教育着人民群众,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不会有好下场。那年没有放寒假,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东乡县参加土改,由于时间短,难于深入开展工作,仅仅是去接受教育,故叫“土改参观学习团”。出发前由刘俊秀在八一礼堂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他一口永新腔,许多人听的很费劲,但我们同乡人却听的蛮真切。到东乡后,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宣传土改政策,访贫问苦,参加斗地主会。这里的土改工作队是燕京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班负责,他们要在此待一年,土改后再分配工作,我们仅仅是配合他们做些工作。返校后不久,上午上课,下午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当时我被抽调到学校“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组,组内有七八个人,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搜集和整理材料并汇编上报,有时也找老师谈心,解除他们的顾虑。从而认识了不少的知名教授,如王修采、戴良谟、郭庆棻、彭先荫、何正森、谷霁光等。有一天,担任我班数学课的一老教授,他与一学委$L̪ԌE$L̪Ԍ批评失实,他火冒三丈,高喊“我不干了”,竟挥袖而去。这位老师性情孤僻,但很正直,也很自负,听不进不同意见。当时闹的很僵,领导怕他出事,指派我和另一位同学晚上到他家访问,做思想工作。他家住在市内皇殿侧,我们的到来他非常高兴,受到热情欢迎。我们代表校领导向他问候,并说明一些情况,使他消除了误会,并很快得到了谅解。从此他积极地参加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学校当时员工很少,任务很重,可大家都在满怀热情的工作,效率很高。我记得,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大家叫他张先生,他负责全校校舍的管理和维修,他成天到处转,一发现那儿道路、围墙,门窗,桌椅等有松动和破损,就立即动手修复,这种以校为家的高度责任感,现在少见了。

      我们“工大一”与各学院一样,作为一个单位,成立一个学生分会,受校学生会领导。那时,学生工作都在通过学生会,而不是行政系统。我们水利系只招一个小班,尚不足30人,成立一个班委会,分成三个学习小组,郭文奎任班长,我是学习委员,王道平是生活委员,三个工作配合的很默契,多次受到表扬。班上同学大多数是红西人,也有来自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班上团员(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少,只有三人,而且都是在原中学入团的,也成立团小组,“工大一”才成立一个团支部。当时我还未入团。半年后,试点发展我和陈忠义(电机系,现在广东)二人入团,还很隆重,省、市团委分别来人考察并召开团内外会议,征求意见,也找过我们单独谈话,并参加我们的入团仪式,最后还经过总结,在校内外推广。我们还经常有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闻者足戒,学习解放军的好作风,确有一种革命的朝气。学校经常开全校学生大会,每人一个小板凳,按院系分区坐下,革命歌曲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全校也常上街大游行,组织十分严密,十人一排,前后紧跟,队伍很整齐,来回都能维持原队形高呼口号或高唱革命歌曲。有一次游行中突降大雨,大家仍然斗志昂扬,手挽着手,大步前行,来回几十华里,尽管全身都淋个落汤鸡,没有一个掉队,更无一人逃跑。

      我在南大学习只有一学年,但往事历历,有如昨天。五十年代初,黄、淮大水灾,损失惨重,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急需水利建设人才,教育部急切提出两大措施,一是学水利专业的大三学生要提前毕业;二是全国院校将进行大调整,水利专业作为全国首批试点,提前一年进行,于1952年9月,我们就调整到了武汉大学,与那里的水利系以及河南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广西大学等兄弟院校的水利系合拼在一起,在武汉大学校园的另一个山头成立隶属于武汉大学的水利学院,从此我就离开了南昌大学。至于其他院系于1953年分别调整到国内有关大学,南昌大学被撤销,只留下农学院和师范专修科,从而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现在的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