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档案馆

高凌在江西工学院回忆录

发布时间:2017-09-29

 高凌在江西工学院(1958.6—1970.7)(摘自《高凌回忆录》)

(一)简要回顾

      在江西工学院工作十二年,是我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文化大革命”前的八年。是我和全院师生员工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创建学校的八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0年7月下放农村前的四年,是挨批斗的四年,我被“造反派”指控为“江西工学院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全派”。

      江西工学院是过“大跃进”的产物。尽管“大跃进”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索过程中的一次带有严重失误的实践,但江西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江西,拥有众多的工矿企业,工科高校决不应是一个空白点。

      江西工学院自1958年9月8日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八年是创建学校的八年。这八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58年到60年学校处于开创发展阶段,通过总路线的学习,进行了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推动、发展各方面的工作:招收了学生,调配了领导班子,组建了师资队伍和制定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大规模开展了新院址的基建工作,大量采购了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边基建、边教学,由于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仍然保证了一定的教学质量;1961年起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学校进入调整、充实、提高阶段,1962年的规模由原定5000人调整为2000人;专业设置由14个调整为10个。(见附表),同时动员300名学生放长假一年,以支援农业、平衡教学高峰(60年入学学生100人)。制定了以教学为主的教学计划,制定了各部门工作职责条例等各种规章制度,继续完善校舍、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建设。着重贯彻了知识份子政策,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抓紧了培养提高教师的工作,使学院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

      在全省高校调整中,先后有宜春工专(59年8月)、江西科技大学(61年1月)合并到江西工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工业劳动大学62年6月撤销,其校址、物资和部份人员调拨给江西工学院。

      江西工学院,从创办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已有教职员工744人(教师356人),固有资产1000万元,正如江西工业大学校长李嗣垦(后任南昌大学常务副校长)在《庆祝建校30年,深化教育改革》一文中,对八年创建工作肯定的:“可以说,学院已初具规模,教学、科研、生产等工作开始走上轨道,为学校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江西工学院从1961年到1965年毕业生1580人,1966年在校学生1789人,这批学生全部按期毕业。到1970年,江西工学院毕业生共计3369人,三千多名毕业生遍布全国,主要在江西工作,绝大多数都已成为高级工程师,不少担任厅、地级领导工作。有的还成为国家某科技领域的专家,如化工系六二界毕业生邱定蕃,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冶学家)。

      “文革”前,曾担任过院领导的有:省委书记白栋材兼院长;张时超于1960年任党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副院长,白栋材同志不兼院长后,我任院长;伍乃茵任副书记;陈树人、黄建涵、潘良甫、吴启中任副院长。

      每想起当年朝夕相处的全院师生员工和院、系领导同志时,总是十分怀念他们!

[附]

1962年专业调整一览表

系名称

专业名称

调整

机械制造工程系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铸造

锻压工艺及设备

 

电机工程系

电机

无线电

电器

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

 

1962年停止招生

化学工程系

无机物工学

基本有机合成工学

高分子

硅酸盐

 

 

1962年停止招生

1962年停止招生

土木建筑工程系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建筑学

给排水工程

 

1962年停止招生

(二)创建学校的八年

1、江西工学院的创立

      1958年6月22日《江西日报》报导了省委关于成立江西工程学院的决定,当时,我还在萍乡矿务局工作,省委工业部通知我赶到南昌。省委工业书记白栋材和省委工业部副部长刘登仁找我谈话,主要内容是:省委决定创办江西工学院,白书记兼院长,我任副院长,筹备工作已经开始,筹备处设在工农中学;中央决定下放三机部的南昌航空工业学校给江西省,作为创办江西工学院的基础;办学方针为“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设“机电、化工、冶金、造纸、纺织、土建、地质七个系”,“招高中毕业生800—1000人,三级以上技工500—700人”等等。

      6月26日刘登仁同志同我一起到工农中学去召开筹备处各小组组长会议,组长是手工业干校、工业技校、工农中学等校的校长王德珍、白云昆、袁华等同志担任,省委原拟将这几所学校作为创建工学院的基础。开会前,刘登仁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并说一切筹备工作由我具体负责,组长们提出开学临近,要办的事很多。我感到时间十分紧迫,必须服从组织决定赶紧抓工作,至于我的组织关系还在萍乡矿务局,万迁同志已调任省煤管局长、家中老人小孩全在萍乡等等顾不上考虑了。

      开完组长会,大家一同去参加了工农中学和南昌航校。南昌航校的校园和校舍很好,是苏联专家规划设计的,而且有多余的教室和宿舍,完全可以满足江西工学院当时的需要,我对实习工厂特别感兴趣,有上百台各种精密机床。参观后,我和筹备处的同志们商定,立即搬到航校来办公。

      开学在即,急需干部建立院、系、处室的机构。为此,于七月二日由白栋材书记出面主持召开有关厅局长会议,明确各有关厅局长兼工学院有关系系主任。并由各厅局负责配副主任,这次会议解决了各系的负责人,同时,省委工业部分配来几位转业军官,加上手工业干校、工农中学的校长、南昌航校副校长分别任各部处室负责人,但学校党委、常委名单,省委尚未批下来,只明确我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主持学校工作。好在各部门、各系都有人负责,大家分头开展工作,教务处搞教学计划、订教材、物色上课的教师等等;总务处积极准备课桌登、床铺等等;各系忙着招生;新分来的教师中,还有人准备搞革新项目,向成立大会献礼。

      我还抓紧时间学习中央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58年4月)的精神,反复思考“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房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及省委提出的江西工学院的办学方针,还找了马、恩、列、斯、毛有关教育的论述,翻阅了《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还买了一本凯洛夫的《教育学》,看了几份兄弟院校的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还到师范学院找熟人求教。我虽上过大学,也曾在延安大学工作过,但面对当前的任务,仍感任重而道远,有不少新问题,无章可循。

      在开学前夕,省长邵式平、省委文教书记方志纯突然找我谈话。说周恩来总理来电话:南昌航校不下放给江西省了,邵省长还讲:总理讲了话,这是无法改变的了;三机教育局长王弼在座,我要求将航校的实习工厂支援给工学院,他答应给工学院支援一百万元建实习工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如何办?!方志纯书记讲:工农中学立即结束,教职员工工学院需要的留下,其他交给民政厅分配。江西工学院暂住工农中学。我回学校同各部门、各系负责同志商量,这样大的变动,开学日期变不变?经大家研究,一致意见,开学日期不能变,一则通知已发,来不及变了;二则学生到校,人多好办事。决定如期开学。

      1958年9月8日是江西工学院正式成立的日子,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上午在工农中学大礼堂举行了江西工学院成立大会暨新生入学开学典礼。省委、省政府领导亲临大会,江西工学院师生员工近千人(工人班招生不满员)欢聚一堂,我主持大会,省委工业书记兼院长百栋材同志讲话,师生代表致词、献礼,会议开得很隆重。会后,省领导同志和全体师生员工合影留念。这一天,也是工农中学宣布结束的一天,我也参加了他们的留念合影。

      开学后,进行入学教育,大讲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讲党的教育方针,在讨论中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江西工学院不像大学,我们一方面讲不能以资产阶级观点,旧大学的模式来看江西工学院;另一方面承认学校初办,白手起家,条件很差,但不能等条件具备了再办,我们要创造条件上,要发扬延安精神,要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学们多数从农村来,虽然学校条件差,比农村中学还好一些,有的同学还是第一次到南昌,第一回到见到大方头的公共汽车。通过动员,总的说,大家的情绪是高涨的。

      入学教育告一段落,马上投入建校劳动和大炼钢铁运动,土建系工人班的同学,有的是老工人,有的是干部,懂得设计与施工,将几间原中学教室改为供大学合班上课的临时大教室,他们真是驾轻就熟,又快又好;与此同时,其他同学参加大炼钢铁,由土建系工人班的同学建立起来的小高炉,还挺像样子,真是“人上一百,五艺俱全”,同学们找矿石、扛木头、装炉子、烧火,日夜奋战,方志纯书记看了说“你们流的汗水比铁水还多”!。

      要开课的老师则利用同学劳动的时间,进行备课,他们多是中学的数理化老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只是要把过去大学学过的东西捡起来,为讲好课,还组织了试讲。教室改建好,就开始上课了。

      开课之后,就感到设系过多,大概在1959年上半年,省委工业部部长王真同志指出,江西工学院的系应以基础工业的通用件为主,冶金、造纸、纺织、地质由有关厅局去办,我很赞成。经过酝酿、报批、由原来的七个系调整为机械电机、化工、土建四个系。停办系的同学转系,如冶金系学生转到电机系,停办系的专家仍回有关厅局,如造纸专家张天荣回轻工业厅。由于七个系的建制为时不久,进行调整,无什影响。

2、选校址、建校舍

      江西工学院已正式成立,也开始上课了,但将来江西工学院正式院址究竟建在那里呢?!真是八字没一撇,当时最急的事就是选校址、建校舍。

      为选校址,我和各处室、各系的负责人寻找了好几个地方,大家不畏烈日,不必风霜,东奔西跑,丈量踏勘,找有关单位交涉,比较起来,以座落在谢家村,原拟建电影制片厂的厂址最好。虽然标高稍低一点,但位置适中,南到四交通路(现叫北京东路),北到五交通路(现叫南京东路),东过赣抚平原,西到上海路,并与师范学院(现叫师范大学)、江西大学临近。征购多少土地呢?从长远着想,按万人大学征地,一个学生一分地,经过省政府批准,征购土地一千亩,实际是1077亩,费用113,000元,大部归公社,青苗费给大队。

      全校师生员工都来看我们的新校址,面对千亩稻田,大家十分兴奋,一齐动手,从西到东,在这块地上修了一条大路,定名“红专大道”。下决心,就在这块土地上,把江西工学院建设好。

      校址确定了,土建系的老师们积极进行测量,搜集资料,外出参观,进行研究,提出江西工学院的平面布置图,还制作出模型,进行展览,征求意见,发动大家讨论。然后定案。

按照平面布置图,迅速破土动工兴建校舍,为了赶时间,来不及设计,就用现成的图纸进行施工,先建一栋单身宿舍及两栋学生宿舍、学生食堂、厨房,建成就投入使用。

      为了加快教学楼的建设,采用浙江大学化工楼(8918㎡)的图纸,于1959年5月28日破土兴建。在那天跃进的年月,建筑材料,特别是钢筋、水泥、木材以及施工力量都万分紧张,大家为解决这些问题,不知跑多少腿、讲多少话,到1960年7月,只花了一年零二个月,化工楼基本建成。在建化工楼的同时,土建系的老师开始设计一万二千平方米的机械楼,这是当时南昌市仅次于省政府大楼的第二大楼,机械楼未建成前(61年基本建成),为了迅速改变在工农中学、南昌南航和新院址三处进行教学的局面,师生员工于60年暑假全部搬到新院址,虽然道路泥泞,因漏就简,但大家为能实现“三合一”而深感庆幸!

      在机械楼,三、四、五栋学生宿舍和五栋家属宿舍、风雨操场、浴室等相继建成,又于1965年4月开始动工兴建图书馆。到“文革”前,建成的教学用房、生活用房、行政用房等建筑面积六万平方米,此外,师生员工自己动手,还建了田径运动场(不标准)、水泥球场、游泳池和道路等,绿化植树约有一万余株,校舍可以说已初具规模。这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分工负责基建的副院长陈树人、基建处的同志和土建系的老师是有大功劳的。

3、组建教师队伍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材。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在教学中教师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教师成为学校能不能办好的关键,就建校的三材(人才、教材、器材)来说,教师(人才)必须先行,不能教材无人选订,更不要说编写教材,器材无人提出采购计划,一切无从说起。江西工学院从创建开始,就花大力量来解决组建教师队伍的问题。回忆起来,主要作了以下工作:

(1)建立起一支有一定数量的教师队伍

      江西工学院1958年开始创办时,只有工农中学、速生中学等校的老教师,可开基础课,加上有关厅局分配来的工程师,总共只有53人,要保证各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一、两百门课堂教学和各个教学环节的顺利进行,必须尽快建起一支有一定数量的教师队伍。我们是从以下三方面来解决师资来源的:

      第一,积极向全国老大学求援:我们迫切需要老校能按专业支援我们一批又红又专的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对此,中央高教部和省委领导都是大力支持的,中央高教部联系南京工学院为我院的挂钩支援单位,在青岛召开高等工科院校会议上,部领导亲自动员老校要支援新校;省委领导也向有关单位写信求援,但所有的老校都不愿放走一个又红又专的教授。我们几乎是总动员,不管是不是人事部门是干部,凡是有可能请到老教师的都进行活动,我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几乎跑遍了全国,先后从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华东师大、上海交大、湖南大学等院校请来了一批老教师,虽没有达到原来的设想,但也有教授三人(杨克刚、孙云雁、万泉生)。杨、万教授是江西人,愿回故乡工作,孙教授工作两年又回南京工学院了。此外,还有相当于副教授、讲师的教员二十来位,加上原来的老教师共有三十人左右,形成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第二,依靠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分配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共有两百多人,其中有学成归来的留苏、德、南斯拉夫等国的留学生,还有研究生、博士生六人。教学任务主要靠他们来完成,这是我们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第三,拔青苗:就是从我们1958年招收的新生中,挑选一百多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全国重点大学和省委党校学习,学费由学校负担,准备他们毕业后回校任教,解决我们教师队伍中党员少,政治力量薄弱的问题,这是从长远着眼的一项重要举措。1961年,为了应急,又从1958年招收的学生中挑选少数同学,作为“预备教师”,为60年入学的新生辅导作业和指导实习,以缓解教师不足的矛盾。

      1960年江工基本上形成了以老教师为骨干,以青年教师为主力军的三百多人的教师队伍,全校四个系十四个专业155门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都有任课老师了,当然还面临着提高的迫切任务。

(2)教师的培养与提高

      我们的教师队伍非常年轻,1961年统计:350位教师,平均年龄仅27.5岁,平均教龄才三年零一个月。不少教师是大学刚毕业,就登大学讲台的,大家都迫切需要提高。

      提高的方向是又红又专,红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教师的红专情况如何?如何提高?对此,当时在干部中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学习文件,到外校参观,还请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来校讲师资培养问题,经过讨论,看法一致,赞同陈毅同志和钱学森同志的意见:所谓“红”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谓“专”,就是练好基本功,逐步掌握和精通本专业必要的理论和技术,并在实践中过得硬。

      我们教师的具体情况,“红”的问题大多数是解决了,他们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而且大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他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愿意认真教好书。但他们大多数严重存在着业务水平不高,缺乏教学经验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特别强调要提高业务水平,要把搞好业务当政治任务来抓。教师们普遍感到“红有底,专有劲”,都积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尽心尽力教好学生,为培养合格的工业建设人才作贡献。

我们具体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教师进行培训与提高:

      第一,动员教师自己订红专规划。为了先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进行外语测验,调查了教师们的教学水平。然后,各教研组的教师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高具体要求和措施,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水平。红专规划订立后,定期进行检查、修正。在教师中形成一种自觉提高政治、业务水平的气氛。如有两位老教师带一个小组,长年坚持钻研业务;数学教研组长年坚持同济大学习题集的习题(2850题);锻压教研组坚持提高外语水平,翻译了两本书,准备出版。

      第二,加强教研组的领导,岗位练兵,在教学实践中提高。在教研组领导下,组织教师认真备课,钻研教材,结合开展集体讨论教案,互相试讲,互相听课,互相帮助,发挥集体的力量,对逐步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三,大力开展教学的活动,各教研对教学法的工作抓得很紧,很重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坚持钻研业务,加强基础,在实践中积累知识,提高水平。在各教研组开展教学法活动的基础上,多次召开全院性的教学法经验交流会,由先进教研组和优秀教师介绍经验,如数学教研组的精选教学内容,减轻学生负担,反复巩固,力求学到手,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雷良钦教师《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蒋式良老师《好教学法》的经验;梁继彻老师《备好课》的经验等等。在全院推广这样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从而提高大家教学水平。

      我们还请外校的教师传授经验,曾请过南京航空学院机制教研室讲师陈绍廉介绍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的经验等。

      第四,送教师到外校进修。凡是来得及进修后再开课的教师,我们尽量送到重点大学去进修。如1959年,教师有152人,除去有开课、辅导任务的122人,其余30位教师(占总数19.7%)全部送到清华、浙大、天大、同济等十所院校进修。有的是刚分配到校接受教学任务后,仍回原校,到对口教研室跟自己原来的老师进修。为了联系进修学校,人事处和各系的同志们,确实费了不少心力。

      第五,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在培养师资力量发面、提高教学质量发面,老教师都起着骨干作用。他们业务基础扎实,知识渊博,外语水平高。老教师比例很小,开始几年不到十分之一,对青年教师的带动作用尤为突出。孙云雁教授任土建系系主任,不仅主持教学工作,而且起了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杨克刚教授是教“施工”的,虽然身体不好,但数学教师不足时,他自愿顶上来教数学,他留美多年,有关英文发面的资料,遇到问题都是找他解决。为了发挥他知识渊博的优势,决定他任图书馆馆长,工作很有成绩;万泉生教授,任机械系系主任,他解放前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历史上反蒋,没有当过官,留学德国多年,有真才实学,全国院系调整时,调华中工学院仍任系主任。教学经验丰富,他带的毕业设计,百分之七十七的学生成绩优良,居全校第一。我们从德国进口的实验设备,对说明书理解不透,安装调试遇到困难,两位留德的青年教师也束手无策,经万教授一指点,迎刃而解。特别是科研立项,他很有见解。“文革”前曾酝酿给他配助手,提为副院长,以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由于“文革”浩劫,就不了了之。他可以说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对他的死,我深表惋惜和难过。

      第六,选拔尖子,重点培养。选拔一个尖子,可以带动一批。在教学实践中确实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潘传康老师(后任江工大、南昌大学副校长),他在武汉大学上课时,成绩好,全五分,一到我们学校,就开课,同学们的反映特别好:听潘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难点不难”一致认为讲的太好了。因此,学生们的成绩优良。像这样的老师还有杨应群、李嗣垦等,他们不仅业务基础好,而且政治表现好,其中有的还是党员,大家称赞他们是“思想红,工夫硬”的老师。重点培养的方法:一是提前上科研,如搞加速器、薄壳设计等,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再是提供与业务有关的出差机会,以开阔眼界;请他们作学术报告或上公开课,以扩大影响……。党委常委会对尖子名单研究多次,但对培养方法尚未条例化,以上所说是在实际工作中做了的。这些尖子,后来大多数都是很有成就,当时对提高学校教学水平很有贡献。

      关于师资培养提高工作,在1963年制订的《师资培养工作规划》中有系统阐述,但我没有这分资料了。

      经过八年的培养与提高,到“文革”前,356位教师中,有教授2人、相当副教授的教员4人、讲师78人,共84人,占教师总数的23.6%。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且实际上绝不止这个数。由于当时国家职称晋升制度不完善,该提的没有及时提。

4、建设实验室与图书馆

      这两项建设工作同基建一样,从创办阶段就开始,一直贯串整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建设实验室对高等工科院校来说,是个重要的工作,它是进行教学、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物质技术保证,实验室的作用不仅是验证理论,而且能推动科研工作的开展。所以各系,特别是教研组都很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抽出大量的教师投入建设实验室的工作。学校1959年4月成立设备科,专门负责设备的采购和管理工作。

      开始建设实验室时,着眼于解决燃眉之急,设法做到按教学要求出来实验来。自然是先建基础课、后建专业课的实验室。一般是先解决各门课的任课老师问题,有了老师,然后由该老师参照外校经验,查阅国内外资料,提出建设实验室所需设备仪器的计划,经教研组、系同意,报院批准,就派人采购。回忆起来,建设实验室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当时经常讲得最多的,可归纳为三条:(1)设备仪器,要采购国内外先进的,特别是关键性设备,使实验室的建设逐步达到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因为我们是培养高级工业人才的;(2)积极采购,力避浪费;(3)贯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购置与自制相结合。

      在建设实验室过程中,困难很多。主要是:(1)投资不足,我们采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来解决。首先是节约行政开支。从建校开始到“文革”前,全院没有买过一件新家具,全是用工农中学、手工业干校的旧家具,连大家用的笔记本,也是工农中学报废的作业本。连出差也尽量节约住宾馆的钱。如我和杨应群老师(先后任江工大、汕头大学校长),出差到北京,联系无线电专业上马的事,我们不住宾馆,分别住在各自的校友处,总之,“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其次就是争取投资。如1964年元月初,一批专业实验室的设备到了火车站,但无钱付款,设备科的同志们很着急。我找了教育厅,厅长讲有计划应该付,但无钱付:我又找省委工业书记白栋材、文教书记方志纯,他们互相推,我利用省委召开全省会议的晚上抓住他们俩位都在的机会,当面向他们请示,此时,方志纯书记才答应给解决。为这件事,我晚上睡不着觉,万迁同志还做了打油诗说:“昨晚俩人都失眠,我想文章你想钱。”(2)先进的进口设备仪器很难搞。如与江东机床厂争要一台进口伞形齿轮机床、再如与江大争一台进口光谱仪,都没有争到:为了要一台插齿机,我到北京开会时,专门到天津找该厂厂长(我中学时代的同学)请她支援,她答应以来料加工的方式给我们一台,我又找到副省长黄先,他给批了100吨生铁,这台机床才算落实下来。只要实验室需要的设备仪器,谁有办法解决谁就去跑。

      在积极采购力避浪费的同时,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制与购置相结合,以加速实验室的建设。突出的有闵光谦老师,建立起玻璃仪器生产车间,购置一部制造玻璃仪器的车床,他设法解决了车床上缺少的喷灯、三爪卡盘,从而可以制造玻璃仪器;解决了化工系实验室所急需的各种玻璃仪器,特别是大型玻璃仪器;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一九六零年全国教育等发面,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再如曲敬桢老师,他设计制作了两台发射机,在制作了两台发射机,在制作过程中,他艰苦奋斗,如加工工铜线,要送广播器材厂电镀,他为了省车钱,分四次自己将铜线挑去。发射机制成后,福州大学买去了一台。总之,有上百位老师下实验室,自己动手设计制造解决实验上、设备安装调试上的种种困难,大大加速了实验室的建设。

      随着实验室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如物理实验室高精尖的设备用不上,基础设备不够用,购置的设备到了,却无处安装,以及损坏、积压低值易耗品等情况。此时,我们为建设实验室派到外校进修学习的人员也陆续回校,大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参照外校的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并由设备科牵头,同各实验室的老师们一起研究,建设了院、系、室三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危险药品管理制度、实验员、保管员工作守则、学生实验守则等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守则,使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另外,我们还建立了仪器修理组,这即可解决教学上的需要,又可节约经费。

      经过大家的努力,到“文革”前,先后建起实验室50多个(63年为52个),还有加速器等科研项目,连同实习工厂的设备,合计起来,固定资产约500—600万元,基本上满足了教学上的需要,约占应开实验90%左右。我离休后,遇到同学们,有的还讲上实验课的深刻印象,如有机66届学生罗昆华(现任长炼催化剂厂总工程师)讲化工原理实验室占据化工楼一楼二间教室,开测定离心泵的特性曲线实验课,模拟工业装置,至今记忆犹新。

      建设图书馆,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资料,是很重要的工作,对购买图书的数量,要逐步达到按学生每人一百册;订购中外报刊,要注意连续性,图书馆对老师开架,尽管方便老师们查阅书籍和报刊,为学生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在管理上按目录进行科学编目。1965年4月破土兴建图书馆,由于经费不足,建筑面积一再压缩,于“文革”前建成并开始使用。藏书18万册,中外报刊650多种。(1962年数字)

5、开展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八年来,为了完成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任务,在大力进行基本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1)教学工作

      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工作。教学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周期长,学生入学到毕业要好几年的时间;二是循序渐进性强,工科院教学的主要内容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教学,必须循序渐进。

      根据教学的特点,要进行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急需一个严密的教学计划和稳定的教学秩序。在那大跃进的年月里,学校又是新办,经常有临时突击任务,不是公益劳动,就是政治活动,加上有的系的领导同志,对组织劳动,鸣放辩论善于领导,一提教学就用不上劲了,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作出一些打乱教学秩序的事来,还有行政管理跟不上,连上下课打铃、晚自习的灯也常出问题等等。师生反映强烈。党委开会及时进行研究,一致认为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时间,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一方面要求各部门、各系的领导同志迅速改变工作方法,适应学校工作的特点。同时抓一个计划(教学计划)三个表(每学期的教学进度表、每周的课程表、每天的作息时间表)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在贯彻执行中,强调不能轻易改变,从而使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规。

      为了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还相继制订了教务工作条例、教研组工作条例、考试考查规程、学籍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随着师资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推动下,提出新的就计划,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关于毕业生的质量问题,我笔记本上机制专业62届(首届)毕业生的质量分析:1958年录取新生252人,送重点大学培训上百人、退学留级32人,1962年毕业生实有116人。在校四年的周数:196.5周,其中教学150.5周、生产劳动22周、假期21.5周、机动2.5周。总学时2826,所学课程内容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完成了教学计划,达到了培养目标的要求。其他各专业首届毕业生和该专业大致一样。

      全院首届毕业生共374人,院、系领导费了不少力气来安排他们的分配。原拟在省内分配,曾到省计委和有关厅局商谈,在1962年,省内工业战线接受这批大学生,困难很大,又跑国家计委,由省分配改为全国分配。在服从国家需要前提下,照顾同学们在实践中能较快提高业务水平,不少分配到北京、上海、洛阳等城市中技术条件较好的工厂,还考虑到他们离家远,每个单位尽可能分配2~3个毕业生。从他们进校到分配去全国各地,我们是尽了心的。

      “文革”前,我们曾进行过跟踪调查,所在单位反映他们能吃苦耐劳,工作积极负责,能力较强;而同学们感到由于学校初办,条件差,基础理论和外语水平比不上重点大学。以后各届毕业生的质量,逐步有所提高,从接触的同学们看,比全国一般高校不差。如1993年有机65届黄友峰(安徽省化工研究院副院长)来信:“现在留在安徽工作的校友,工作都能兢兢业业,都能得到单位的重视,有的事业上有成就。”1994年铸造66届钟品祥(青岛通用机械厂焊接研究所所长)来信:“在业务能力上不比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差,我们有清华毕业的、哈工大毕业的、上海交大毕业的。在66届以前的毕业生中,我是最早评为高级工程师的。”从《校友通讯录》上看,被评为高级职称的很普遍,从事党、政工作的。多人担任了省、厅级领导职务。

(2)科研、生产工作

      高等学校应该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建校初期,在大跃进形势下号召搞科研,由于条件差,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除静电加速器和建设实验室有关项目外,一般科学价值不大;1961—1963年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科研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64—1966年,在师资水平、实验室建设以及图书资料不断提高和完善条件下,1965年的毕业设计,58个课题中有13个科研项目,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出了成果。各系召开了学术报告会、毕业设计展览会,江西省各有关领导和总工程师前来参观,一致认为进行真刀真枪毕业设计,是加强厂校合作,加快提高科学技术和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如电机系的带电测温、机械系的连续铸造等,都是科研部门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打开了科研工作停滞的局面。到1966年的毕业设计,确定21个科研项目,参加毕业设计的师生按课题下厂、下实验室积极展开工作,有的进展较顺利,如糠醛到5月份已完成设计,正在安装试车、农药已出成果,华东科委拿三万元进行中试,研制的静电加速器较好地达到了原设计的能量两百万电子伏的要求,在金靶上打出r射线,可用于照射种子。当时强调搞科研必须过得硬,如成果无法用于生产,过不得硬,一点用处也没有。正当科研工作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不得不全部停下来。

      生产工作,主要是办工厂的问题,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始建校就着手办厂。

      首先创办机床厂,厂里的几个人,加上机械系教师亲自上阵,从自制土机床开始上马。后来,工人班的学生向所在厂求援机床,工业劳动大学的机械厂合并过来,又不断购买新设备,就这样从无到有,办起了豫章机床厂。到1966年,已初具规模,职工和固定资产增长较快,其中不少留校毕业生,技术力量较强。有各类机床126台,不仅满足了全院学生金工实习的要求,还解决了部份学生的生产实习问题。有的科研项目也到工厂结合进行,而且能生产各种C618、C616系列车床和M7130平面磨床,还向学校上缴了利润,这为以后发展为江西第三机床厂,成为全国明星企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学校的仪器修理组也发展成为江工仪器厂,“文革”期间,移交省机械厅,更名为江西无线电器材厂,生产大型热加工设备高频电炉。

      还有江西精密铸造厂,是我院机械系铸工教研组教师们,利用实验室的设备,小批量试生产成功后,筹建起来的……

(3)后勤工作

      后勤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是顺利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的保证,而且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后勤工作面广、吃、喝、拉、撒、睡、卫生、保健等都要管。后勤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克服困难,积极工作,办好食堂、调整好房子、改进物资供应、搞好水电和道路的维护、改善环境卫生、绿化校园,以及建立卫生所、办起幼儿园、哺乳室、子弟小学、开设代销店等,从各方面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以促进和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学生因吃不饱饭而出现浮肿,当时办好学生食堂显得突出的重要,曾提出政治进食堂,干部下伙房,调动食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一位炊事员,名叫纽文章,他用手向灶腔里撒煤,燃烧完全,节约用煤,对降低伙食成本很有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我当时也到学生食堂和同学们一起排队买饭,同桌吃饭。了解情况,同甘共苦,度过困难。

(4)政治思想工作

      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根据中央、省委、高教部、教育厅的指示,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学生中设辅导员,教师中配协理员。政治思想工作员工的头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边基建边教学的艰苦条件下,全院师生员工,团结一致,认真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执行了《高教六十条》,完成了党给学校培养建设人才的任务。

      毛主席::“思想是不能压服的。”我在江工八年工作的体会,在学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是更不能压服的。教师理应受到尊重,我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况且,教学工作周期长,教学质量一时难以看出来,而教师的情绪好坏,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一堂课的质量不像工厂生产的工件,精度可以计量,因此,对教师进行思想工作要注意这一特点,应以学习、启发和关心为主。我在这方面做了我应作的工作,因此与一些师生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6、工人班、半工半读试点班、业余大学、萍乡分校

(1)工人班

      1958年6月学校曾登报计划招收三级以上技工500—700人,江西省委有大量培养工人大学生的设想,实际上是难以实现。当时只招到机制专业46人,工民建专业25人,共71人。人数虽少,但这是直接培养工人大学生的大事,院、系都很重视。加上他们建校有功,为改建教室、大办工厂都出了力,他们同领导接触较多,他们学习遇到什么困难,就及时研究解决。如有一天晚自习,我到班上去了,一个学生问我:A大于B,是A大还是B大?这一问,说明他们语文知识欠缺,回来同有关同志研究,决定给工人班增加一门语文课。工人班的教学计划是教务处、有关教师和工人班学生代表一起研究制订的,学制三—四年,专科水平。学生干劲很大,学习刻苦,星期日很少休息,但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由于老师们循讯善诱,一天到晚辅导同学们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的人成绩不错。1960年3月,高教部来人检查工作,对工人班大加赞扬,江西工学院工人班被评为全国教育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我代表学校于1960年6月参加了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宴请。61年进行调整,要集中精力办好本科,没有再办工人班了。58年入学的机制专业的学生,61年毕业时27人,工民建专业是四年制,62年毕业时仅9人。他们既有实践经验,又掌握了科学知识,回到原单位,发挥了作用。如谌模海被评为高工,任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副厂长,倪可云被评为高工,任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副所长。

(2)半工半读试点班

      机制70届二个班为半工半读试点班,1964年开始准备,1965年暑假开始试点。由抽调到半工半读班任课的老师,组成教学班子。当时要求到半工半读班任课的老师,要思想红、业务硬、身体好,能下厂劳动。并强调半工半读制度是方向,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各教研组都大力支持,把半工半读试点班作为全院教改的中心工作来抓,教学班子组成后,全部到工厂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研究,酝酿半工半读班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培养多次讨论,制订了教学计划。教师们边调查、边备课、编边写讲稿,当时到半工半读班任教的老师,年轻、热情高、很想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来,为教改贡献!但教学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试点不了了之。

(3)业余大学

      根据“两条腿走路”方针,于1964年开办业余大学,机制专业经过考试招生59人,多数是拖拉机厂、柴油机厂和本院实习工厂的技术员、技工、党团员占多数,于三月二十三日开学,学制五年半,每周2、4、6晚上7点至9点上课,老师每周下厂辅导一次,为了便于学生就近上课,借用十六中的教室,老师们很辛苦,风雨无阻,又没有交通工具,星期六晚上有课的老师一个学期没有看过电影。“文化大革命”开始,像全日制一样停了课,全日制在校学生全部按期毕业,取得了学历,业余大学的学生也要求承认他们的学历,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也得到了适当解决,如业余大学学生,本院实习工厂的工人梅干龙就取得了学历,并根据他技术的成就,被评为高教工程师,任命为副厂长。

(4)萍乡分校

      根据毛主席立足于“打”的备战指示,工业搞三线建设,高校要建后方。1965年10月份经省委批准,在王家源矿旧址设立江西工学院萍乡分校。院党委决定工民建专业一、二年级75名学生、39名教师、15名职工去建分校。从筹建、搬迁到1966年2月6日正式开始上课只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筹建中维修教室、住房,建立实验室和图书馆;搬迁中包扎和搬运仪器、图书、家具等,全是在分校上课,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好人好事,受到大家好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分校学生全部回南昌闹“革命”,分校结束。办分校的时间很短,现在看,也不比办,但干部,老师那种拼搏的精神,是难得可贵的。

7、关于校风问题

      1958年江西工学院刚成立时,我曾向省委工业书记兼院长白栋材同志提出:毛主席为抗大校风亲笔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请他为学校校风题词。他答应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我离休后,遇到不少原江西工学院的老师和历届毕业生时,他们异口同地对我讲,江西工学院的校风好,他们所以有成就,就是靠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干出来的。听多了,引起我的思考,创建学校的八年,在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边基建边教学的实践中,日积月累地形成了一种精神,用师生们讲得最多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神。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学校的创建和学生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八个字虽然没有成文,却是师生们的亲身感受,一致认同的,这既是校风,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业精神。

这种精神,在院、系领导干部的作风上、老师的教学上、学生的学习上,无不有所体现。现将师生来信中有关校风的内容,作为例子摘要如下:

      一位当时的青年教师,现是某高校获国家有特殊贡献津贴的梅焕谋教授来信讲:“在院、系领导下,良好的校风培养了青年教师,青年教师直接面向学生,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引导十分重要,又成为培养良好校风的主力军。”“青年教师,能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尽管六十年代初粮食定量低,吃不饱,但绝大多数都是备课至深夜,甚至星期天也不例外。”“下厂实习时,不仅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实习前的业务准备,实习期间对学生的业务指导,比名牌院校更认真,例如化工系有机65届赴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实习,同时在该公司实习的有天津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名牌大学的学生,我院实习生不顾零下15℃的严寒,参加户外劳动,比他们积极得多,出元旦特刊,堪称第一。在业务上同样力争上游,为厂方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令厂方和各院校实习队刮目相看。”另一封是有机62届的学生,现是上海某厂高级工程师刘松林的来信,他讲:尽管学校初建,条件差,但好校风教育和影响了学生,在学生中普遍有一种刻苦攻读的精神,全校绝大多数同学读书读非常用功,平时晚自修几乎无一人缺席,临考试时,还有人开夜车。当时在同学中,几乎无吸烟、喝酒、搓麻将、考试舞弊等不良现象。学生脑子里,只知道读书,听党的话,所以,江西工学院虽然是一所新办大学,但毕业出来的学生,实际工作水平不比全国名牌大学毕业的而学生差。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年

1、“文化大革命”在江工发动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毫不在意。1966年4月16日我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朝俊来院作形势报告,他是按二月十二中央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讲的。他讲完,我照例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热烈鼓掌,表示感谢;五月五日我参加省委召开是会议,会上讲中央批准了二月提纲,并点名吴晗、批“三家村”,省里也要批文化厅长、作家石凌鹤,这时,我还认为王朝俊的报告是根据上边的文件,他本人没问题。至于批判问题,是文科院校的事,我们工科院知道就行了。到五月十八日,铸造671班几个学生找,讲从报纸上的文章看,王朝俊报告有问题,问可不可以写批判文章?我称赞他们很敏感,同意他们写批判文章,但要把文章送到党委来。同时,我立即将此事向省委请示报告。六月二日《全国第一张大学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六月四日学校出现王朝俊的大字报,从此我们就开始紧张了。去外地搞毕业设计的同学要求回校闹革命,带队的老师纷纷来电请示,我复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认真搞好毕业设计,不提前回校。”在上海的学生找了华东局,华东局通知省委,省委通知学校,要让学生提前回校。他们回校,带来了外地高校“造反”的气氛,院内大字报愈来愈多,而且是直接指向院党委和省委。运动发展之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乱。当时,我还是尽力加强领导,想把运动纳入正轨,谁知,竟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此时,省委先后派解放军军官以刘玉政为首的工作组于六月下旬进校,七月份又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吕良来领导,到八月十四日宣布学校党委改组,派安健任党委书记,我靠边站了,五十天之内,学校换了四次领导,省委也是想领导好运动,同样,也犯了执行“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受到“造反派”的批判。从此,江西工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造反有理”的声势愈演愈烈,一直闹了好几年,天无宁日!

2、“文革”期间挨批斗

      我被“造反派”指控为“江西工学院党内的头号走资派”,其他领导干部和教师中的骨干力量,几乎都被诬为“叛徒”或是“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一个个被揪出来进行批斗。有一天,“造反派”要全校“牛鬼蛇神”挂牌列队在红专大道上示众,队伍长得很啦!人数之多是惊人的,勒令我一一点名,搞了好半天才点完,我心想,肯定是混淆了敌我关系,一个工学院哪有这么多“牛鬼蛇神”;我始终相信毛主席讲的,坏人是极少数的。至于路线问题,由于对毛主席的崇高信仰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也误认为自己是执行了“反动路线”、“教育黑线”,但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执行错误路线是同志是敌人。“造反派”把我当敌人来斗,是他们搞错了,他们“将来会后悔的”,我一直坚持我是打不到的,我还认为会像延安抢救运动一样,总有一天,毛主席了解到混淆敌我的情况,会给大家“行脱帽礼”的。另外,我当时还收到师生鼓励我、要保重身体的匿名信,这说明,师生是抵制“文革”中的错误做法的,要相信群众。所以,我在被批斗的岁月里,思想上压力不太大。最苦恼的是感到运动搞的太久了。天天盼,盼毛主席给大家行“脱帽礼”的那一天,盼运动结束的那一天!

      我被“造反派”揪出来后,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而且逐步升级,批斗会上,我从坐着、站着、到跪着、到喷气式;由不许我回家到上集训队、蹲“牛棚”;由口诛笔伐到没收近视眼镜、到动手打人;由扣发工资,限制买荤菜到只发生活费,最少时,每月仅15元;被剃十字头不知几回;被抄家也不知多少次;批斗会更是不计其数,白天晚上、校内校外、院、系、专业、班、战斗组都可随时揪我去批斗。批得最多的,是我在建校八年中,执行了“教育黑线”,什么“教授治校”、“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批我“天天要人要钱”,“买设备盖房子”,“只抓”“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等;批得最厉害的是“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坏人”等等。游斗时。要我撑一把黑伞,以示我是“牛鬼蛇神”的黑保护伞。揭发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统不战,关怀备至,什么夏上庐山,过年过节组织游园。有的揭发得很细,如揭发我让炊事员炒菜时,先给某老师打出一份菜,再放葱花,因某老师不吃葱等等。群众确实是发动起来了,可谓滴水不漏。“造反派”拿到了党委会的纪录,进一步找出我主张慎重处理原办公室副主任×××的历史问题和总务处长××的贪污问题,特别是把我积极主张要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诬为“包庇坏人”“网罗牛鬼蛇神”的罪证。批斗我时,还让他们陪斗。其实,这反而增加了全校师生员工对我在校工作的深入了解。

      批斗我,不仅是对人混淆了敌我,而且是对事颠倒了是非。八年建校,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挺快,到“文革”前,已初具规模。除基建外,主要是抓了两件事:一是力争师资先行,而且敢要所谓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来了还受到尊重和关怀,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二是大力抓实验室和实习工厂的建设,而且实验室的设备,要力争购买国内外先进的。本来这些都是非常真确的,也曾为教育部两次派人检查工作时所肯定:“学校成长很快,力争教师先行,抓实验室,起了作用。”“师资工作抓的好,实验室工作也比别的新校好”。这些都为后来江西工业大学的领导们所认同,更是原江西工学院的老师和毕业生至今念念不忘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却完全是把成绩当罪行来批斗,这是十分清楚的,什么”网罗牛鬼蛇神“?!那都是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来的教学骨干;什么”包庇坏人“!?明明是爱护干部。其实应该检查的倒是工作中还存在某些”左“的问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党不仅推翻了”教育黑线专政论“,而且扭转了多年来学校工作中”左“的作法。我个人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

3、破坏与损失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对学校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第一,不少领导干部和大批教学骨干遭到凌辱和批斗,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如基础课部总书记郝敬如、教师施伯长、三级教授万泉生等人,想起他们,心中就难过。

      第二,1968年绝大多数教职员工被脱钩下放农村,长期插队落户,这浪费了多少人才。

      第三,1969年学校一年内两次搬家,先从南昌搬到武宁,又从武宁搬到景德镇,到1972年才从景德镇迁回南昌,在原校址恢复办学。在几次搬迁中,设备仪器遭到不少损坏,听说有一件精密仪器掉到河里了。

      第四,1972年迁回南昌后,才开始招生,学校从1966年到1971年六年没有招生,比全国高校还迟了两年,这给国家少培养了多少人才,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本来经过全校师生员工八年的共同奋斗,学校已初具规模,教学质量正在不断提高,科研刚刚开展之际,遭此大灾大难,破坏,损失如此惨重,这能不叫人痛心疾首吗!

至于我个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不到五十岁,正是干工作的好时光,却在”牛棚“中白白流逝了。但这不能怪”造反派“,特别是学生中的”造反派“,他们是满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情起来造反的,连我自己在运动中,都搞不清路线是非,何况他们呢!

1969年7月30日院革委会开大会宣布“解放“我,在这个会上,我曾表态说”我有勇气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当时学校的领导人也希望我留在学校。不久,不知为什么又把我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西的五·七干校)。70年,当学习班结束时,又把我放下农村。

4、情未了

      我离开学校已整整三十年了,而对学校的情怀,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化,相反到老年,更加思念昔日一起战斗的校友们。三十年来,我几乎年年都遇到几位老校友,或接到他们的书信、电话。我为校友们的深情而感动,为校友们的成就而自豪。

      1988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三十周年校庆。学校不仅拨乱反正,医治好了“文革“的创伤,已由学院升为大学,叫江西工业大学了,而且校园建设得美丽漂亮,学校有极大的发展,不仅规模、系、专业的数目翻番,还成立了食品学院。学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已有三个省重点专业,八个专业招研究生,其中五个硕士点,教授副教授多达174个,学生外语水平名列全省前茅,当年的优秀教师和“三好学生”有的已走上学校领导岗位,我感到振奋极了。但他们不忘过去,对学校的八年创建工作评价很高,特别是在庆祝大会上,当我讲话后,台下有人不断向主席台上递条子,一再要求我再讲几句话,很想再听听我的声音,当主持会议的同志敦促我再讲时,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心想提这个要求的一定是教师,包括当年的老教师和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教师,那天正是教师节,我就又走上讲台,再一次感激学校的盛情邀请,并向老师们表示节日的祝福!

      1998年5月我又应邀参加了四十周年校庆。学校变化更加惊人,突出的是1993年5月4日,江西工业大学与江西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由中科院院士潘际銮任校长以来,发挥了联合优势,成绩卓著,进入了国家“211工程”,办学层次已提到高水平,为博士授予单位,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国内知名是地方高等学府。它的发展定会为“科教兴国”“科教兴赣”培养出二十一世纪的高水平的建设人才。回顾1958年创办江西工学院,那也是一次飞跃,那是从无到有,从江西无工科高校到有工科高校,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建设人才。但这次飞跃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培养更高级更全面的科技人才。当然,这次飞跃也离不开上次的飞跃。

      参加这次校庆盛典,会见了许多老同志,虽都白发蟠然,但均身康体检,见到原江西工学院的不少教师和学生,有的现已是省政协的领导,有的已成为学校的负责负责同志和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还见到一位花工说,当年在红专大道上植的香樟,现已快成为合围的大树了,真的树人树林的欣然感慨。我参加这次校庆盛典,是带病前往的,因病发,仓卒返回长沙。在校时间只有两天,但来看望

      我的师生络绎不绝,“虔诚祝福感山河”,时间虽短,情绵意长,令人终生难忘。

      与我同行的老伴,他对我这次返校的心情最了解,除了给南昌大学四十周年校庆写了贺词以外,还作了七律诗三首以记此行,现录其一,作为此篇的结尾。

庄严盛会喜重临,

卌载春秋景物新。

两校珠联优势显,

万人同德壮怀伸。

当年茹苦情犹在,

此日欢歌意自欣。

莫道年高无好处,

眼前桃李更芳馨。